陽明山花季 賞櫻 台灣旅遊

陽明山花季 賞櫻 台灣旅遊

陽明山花季 賞櫻 台灣旅遊

《圍庄》是一張關注台灣土地、環境被人為汙染的創作,卻也是面臨製作經費無以為繼的唱片。迭獲金曲各大獎項肯定林生祥和生祥樂隊,既然要選擇走入土地、拋除商業的路,那就需要我們每一個關心台灣環境的朋友幫忙相挺了。 《圍庄》打算募資二百萬元作為最後完成唱片之用,希望能夠引發大家對環境污染問題,更深廣的關注和行動。募資平台連結:https://flying台灣旅遊v.cc/freebird/11090近年來實體唱片銷售萎縮,使唱片公司難以投資這張高成本、高耗時的概念雙唱片,林生祥決定忠於運動的理念,選擇用群眾募資的方法發行。客家音樂人美濃子弟林生祥,在出道多年後,嚴肅地思考音樂的社會文化意義後決定回鄉,創作許多有關土地與農民、勞工的主題詞曲,並以月琴創作的思路建構更多元化的演奏指法,使他的音樂更為誠懇厚重,並多次獲得金曲獎的肯定。 今年,林生祥與陽明山花季生祥樂隊的創作的《圍庄》概念雙唱賞櫻片專輯於去年9月完成錄音工作,母帶正在德國進行最後的混音和後期處理。《圍庄》的音樂內容是以石化工業跟人民生活交纏交戰的故事為題材,描述牽連其中的天地、人神、蟲鳥和雲雨,把重點放在空氣污染、水源問題、石化工業等人為禍害,盼求透過作品喚起更多人對環境污染的關注,以謙卑的心面對上蒼,祈求獲得力量。在這張專輯中,使用了北管和龐克的元素,既呼應台灣反石化業運動與廟宇文化的關連性,也突顯工業污染議題的當代性。 享譽國際文壇小說家吳明益跨刀為《圍庄》創作文案 深刻動人此外,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生祥樂隊邀請到享譽國際文壇的台灣小說家吳明益台灣旅遊為《圍庄》創作文案,其中一段把台灣環境遭受摧殘,致令人民傷心無奈的情境描寫得深刻極了:人們希望的時候喝雨水(心是酸的),絕望的時候深呼吸(肺是黑的);希望的時候潛到溪底(眼睛是乾的),絕望的時候去到大海。大海還是大海,大海是安慰。煙囪定義了我庄的界限,圍牆下開滿了花……。作家如此感嘆,而歌聲在人們閉上眼睛進入幻覺中,逐漸響起了……。募資目標金額是二百萬元,從三月一日起跑後,至今募得五十二萬餘元,達成率26%。在僅剩59天的募資時間,是否能達標,林生祥在臉書上表示,工業污染的問題早已入侵我們生活的周遭;這是跨國界、跨區域的問題。透過《圍庄》概念雙唱片,希望能夠引發大家對環境污染問題,更深廣的關注和行動。 募資平台連結: https://flyingv.cc/freebird/11090威廉‧牛頓 (William H. Newton, 1912-1949)是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近郊柏克斯利(Bexley) 城人,1929年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新聞系,兼任當地《公民報》通訊員,1933年畢業後進入斯克利普豪華(Scripps-Howard)報系,以報導俄亥俄州長達威(Martin L. Davey, 1884-1946)被聯邦政府誣陷的貪污瀆職案而一舉成名。1942年,他參加陸軍航空隊,官拜中尉,先在歐洲,後到中國,隨著日本的投降,他在中國退伍,留在中國擔任原來報系的「外國通訊員」。 1945年,台灣陽明山花季的經濟,先有總督府的支援前線,後有賞櫻中國官員的搜括,台灣銀行券的發行量,由年初的九億元增加到年底的二十九億元(參見:《密勒氏評論報》,1946年三月二十三日),通貨膨漲非常嚴重,由於對外通訊比戰時還困難,所以直到1946年初,台灣的苦況才由商人傳到上海。1946年三月中旬,牛頓來到台灣,拒絕和陳儀見面,自己走訪南北,在21、22、25和28等四天各發出一篇報導給報系總部(按:該報系當時在美國擁有約20家報紙)。以下就是刊登在《紐約世界電訊報》上節錄的內容: 台灣台北,三月二十一日中國人劫掠恐怖台灣 恰如紅軍劫掠滿洲中國把一個當今世間無以倫比地腐敗、無能、惡劣的政權加在這個富庶的島上。台灣旅遊……中國人所抱怨的俄國人在滿洲的手法和中國官員自己在這裡所幹的好事就是同樣的一件令人垂頭喪氣的事。……中國人和軍官採用紅軍的習慣,在街上擋路來沒收行人的手錶和珠寶。 雖然這裡也有誠實能幹的中國官員,但是他們通常沒有權力,很多人要求他調,不願意留在這裡看著人民被設計剝削。其他人因為薪水太低而不得不靠勒索維生。政府的貪污,上自某些最高級的官員,下至縣長、市長、警官和下級職員,影響到台灣人民生活的每個層面。現在的米價比中國人來以前貴十倍,煤炭、糖、鹽、運輸、生活用品,還有其他的,幾乎樣樣都漲。 台灣人說:「陽明山花季你們美國人對待日本人真慈悲,只投原子彈給他們;卻投中國兵仔給我們。」……日本人用強硬的手段統治台灣,為了壓低價格,他們設置了一個政府的專賣單位「台灣貿易公司」,從事收購、分配並販賣基本日用品。中國佔領官員接收同樣的專賣來營利,結果是價格飛漲。……他們付給農人米一斤兩元,而以一斤十八元賣出。中國佔領當局溫和地否認,向我保證,說在政府經營的配銷站只賣一斤五元,然而,在整個二十九萬人口的台北市,沒有一個台灣人知道配銷站在哪裡,也沒有人說能夠買到公定價格三倍以下的米。…… 政府強迫開礦的台灣人把煤炭以一噸二百元賣給貿易公司,然後再以一噸不低於賞櫻兩千元的價格賣出。糖廠必須以一袋(八十五公斤)一百三十元賣給貿易公司,貿易公司把它運到上海去賣相當於一袋三千元。中國佔領官員們說,貿易公司所賺的錢是用來買進口貨的,像用於台灣疲勞的土地的化學肥料。紙面上如此,事實上是另一回事。農人說,他們連一小把的肥料都還沒有看到。陳儀將軍,一個從前的軍閥,前福建省主席,現在在主持這個島嶼,國民政府派任他當行政長官。島上有招牌,上邊寫著:「打倒行政長官。」 台灣台北,三月二十二日美國復員使台灣人民陷入苦境一項愚昧而不實際的美國外交政策,加上戰後美軍的瘋狂復員,至少要為台灣七百萬住民台灣旅遊的苦難負一部分責任。在征服了日本之後,美國把這個日本過去的領地交給中國人管轄,而中國人則用貪污和勒索有系統地對人民吸取膏血。在這裡的美國人或中國佔領官員都不知道我們把台灣交給中國人是否附帶了什麼條件。……在中國佔領官員的統治下,台灣人民活在被流氓搶劫或殺害的恐懼當中。……在戰爭期間,美國為了佔領和軍管台灣而訓練了兩千多名陸、海軍官,他們當中只有一名海軍中尉曾經來到這裡。沒有人清楚台灣是什麼地位,關於這個問題,這裡的美國官員不曾接到來自重慶或華盛頓的指示。…… 關於台灣地位陽明山花季和美國在這裡的意向,美國優柔寡斷的賞櫻徵兆可以從美國軍事團體的名稱看出來;剛來的時候,它叫做台灣顧問團;幾個星期之後,改名為台灣聯絡團;再後來,它就被剝到只剩下幾個人,改名叫做台灣遣返團,他們的活動只限於監督日本人走上開往日本的船隻。台灣高雄,三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把台灣的日本人當奴隸在這裡的美軍官員向沒收台灣人私產、公然搶奪劫掠的中國軍官提出抗議;但是,中國佔領當局對他們的抗議大多不是不理就是拒絕。一名中國空軍上校就說:「應該用刺刀把這些抗議的美國人趕出去。」 島上的美國人對某些中國佔領官員普遍的貪污習性感到厭惡。雖然美國外交政策要求遣返在台日人,中國佔領官員卻勉強藉口說他們是技術人員台灣旅遊而打算要留下十萬日本人,真正的理由是要他們充當奴工,中國人承認不想付薪水給他們。美國提供船隻來運送日本軍民回去日本;但是,情形是這樣的:日本家庭按照遣返令去城裡,在路上被迫付錢賄賂;中國政府的卡車司機強迫他們先付費才能上車去港口。搭滿整列火車的日本人,在距離基隆碼頭還有幾里路的地方被趕下車,強迫他們花錢雇用馬車。在高雄,他們向全體日本人徵收五百萬元來懲罰他們使高雄被美國轟炸所造成的損失;日本人的臨時負責人只能繳出一百萬,中國佔領官員以不讓美國船出港為要脅來強迫日本人付錢。一個市政府的官員告訴我,錢已經送去重慶了。 台灣基隆,三月二十八日在台灣的中國人讓礦場變成廢墟在台灣的東北海岸,山陵和(東)中國海交界處樹立著一座被遺棄的、中國沒有能力處理任務的紀念碑。那是日本礦物公司提鍊銀、銅和金的工廠,……自從日本投降,這一座巨大的現代化工廠因無人照料而鏽掉了。偌大的發電機在生鏽,礦車就在旁邊,劫掠的人能夠從輪子上取下軸承。一些美國人嚴厲批評我們的外交政策……他們建議送一群能幹的美國工程師來這裡比較適當,好使工廠的機器轉動,好叫人們回去工作。 牛頓的報導,陽明山花季至少刊登在以下八家報紙上:新墨西哥賞櫻州的 “Albuquerque Tribune”德克薩斯州的 “El Paso Herald – Post”印第安那州的 “Evansville Press”印第安那州的 “Indianapolis Times”紐約州的 “New York World – Telegram”賓夕凡尼亞州的 “Pittsburgh Press”科羅拉多州的 “Rocky Mountain News”加利福尼亞州的 “San Francisco News”牛頓報導的原稿內容顯然比較豐富,以致各報為了調整篇幅所刊登出來的標題和內容不盡相同,例如,三月二十五日的報導,有的還說台中市在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有日本人的遣返演習,中國官員就(以抽查的名義)隨便進入日本人的家裡偷東西。 中國政府向來不怕人民叫罵,更不怕人民冤死,它最愛面子,最怕家醜外揚。牛頓的報導使斯克利普豪華報系(三月二十四日)和「華盛頓郵台灣旅遊報」(三月二十九日)各出了一篇社論;而美國國務院官員的回應(三月三十日)則把責任全部推給中國,使陳儀遭到蔣介石的密電問罪。四月初,也就是牛頓最後一篇報導見報之後一個禮拜,當中共軍在滿洲的長春集結、毛澤東在延安叫喊國共組織「聯合政府」的緊要時刻,國民政府的第二號人物(行政院長)宋子文(1891-1971)就臨時抽空駕臨台灣來「視察」了。由於報導還被澳洲的「大陸報」轉載,而「密勒氏評論報」(四月六日)也發出一篇社論,致使陳儀在六月間又輾轉受到行政院的公函責難。為了澄清,國民政府先後安排了外籍和本籍記者團去台灣,由陳儀接待作採訪。結果一樣,使陳儀遭到廣泛的批判。 1946年夏,牛陽明山花季頓返美短住,年底回到中國。1947年秋,他返美寫故事。1948年春去歐洲。1949年六月十三日,一群美國名記者從紐約出發經荷蘭阿姆斯特丹去印尼,牛頓在海牙加入團隊,十五個記者浩浩蕩蕩,要去印尼作證並作報導,看到底是蘇卡諾(Sukarno, 1901-1970)的印尼共和軍,還是荷蘭的政府軍破壞聯合國干預下所訂的協議。經過四個禮拜,任務完成了。七月十二日,大隊人馬(有兩名記者改道搭不同飛機)離開印尼;牛頓預定返美渡假,回家和他賢慧的妻子娜莉和十歲的女兒莎莉團聚。飛機途經曼谷、加爾各答和新德里,卻在孟買上空遇到狂風暴雨,不見天地,飛機繞圈候降,不幸在機場以東四哩處撞山墜毀,機上四十四人(包括記者13人,旅客20人,機員11人)全部罹難。(參見:Indonesia Report, “The Arizona Daily Star”, Tucson, Arizona, USA, 1949)牛頓的遺體在第二天火化,骨灰運回美國安葬。人間複雜,命運叵測,他英年遽逝,真是令人扼腕,令人為他一家大抱不平。 牛頓是一個好奇無比、悲天憫人、疾惡如仇、義無反顧又勇往直前的人,例如,在賞櫻印尼期間,有一天,大家一起到巴里島看土風舞,唯獨他一個人留在久格雅加達(Jogjakarta)觀察荷軍的出城和印尼軍的入城過程,充分表現出他的負責與盡職。因為他是這種人,他才會成為戰後第一個抗拒惡勢力、為非親非故的台灣人民的苦難發聲、單槍匹馬向世界控訴中國罪行的國際報人。他費心所作的詳實報導,對中、美兩國政府與媒體產生了不小的震憾,那是台灣歷史上不可多得的見證,更是為「二二八事件」的基礎背景提供了絕佳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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